来源：投资圈网站（ www.investcircle.cn ）
文：投资圈杂志 / 筱小丫
先花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网络平台名为“先花花”）成立于2014年5月，旨在为大学毕业五年内的年轻人解决小额应急资金周转需求。先花花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并应用了基于用户社交关系和行为的借贷违约率评估模型，将用户信用风险加以量化并定价，从而提高用户失信成本，降低失信风险。
截至2016年3月底，先花花平台注册用户数量已突破300万，累积申请借款额度达到20亿元。
（ 先花花创始人、CEO 崔毅龙 ）
互联网老将的新尝试
“我从1994年就开始接触互联网，一直对网络非常感兴趣。”先花花创始人、CEO崔毅龙表示。199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专业课研究的就是搜索引擎的分析比较。
“当时国内的搜索引擎还处于分类检索时代，根据关键词只能搜到相关网站的首页。随着网页数量暴增，分类搜索已经是过去时了，大家更关心在哪个网页上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具体信息。”崔毅龙介绍，2000年1月，他的同系学长李彦宏从硅谷回国创建百度时，做的就是这个新模式。
大四的时候，崔毅龙进入百度实习，毕业后就留了下来。作为百度第一代产品经理，崔毅龙主要负责企业级搜索产品线，包括门户网站的站内信息搜索和企业内部非机构化文档数据处理、企业竞争情报系统、舆情监控分析系统等等。
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当时我有些期权，就想出来自己闯一闯，毕竟在百度经历了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再到几千人的发展，体验过了创业成功的那种激动。”崔毅龙表示。
2006年～2008年，崔毅龙主导创立过RFID项目及垂直搜索、自有品牌电商等多个项目；2008年～2009年，出任体坛周报集团COO，负责新媒体业务；2011年～2012年，任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公司副总裁，组建并全面负责互联网与移动支付业务和增值服务事业部。“从申请第三方支付牌照到业务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他说。
2014年5月底，由于看好校园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崔毅龙创办了先花花，希望为大学生群体打造一个手机消费助手，并以此将用户的成长记录通过专业模型转化为有效的个人诚信数据，为这个人群建立起基于真实消费行为的信用报告。公司成立3个月后，先花花便获得了来自梅花创投、戈壁投资、安芙兰创投三家机构的2000万人民币pre-A轮投资，后又于2015年5月获得正和磁系资本/正和岛的数千万元A轮投资。
规避风险辟蹊径
2009年7月，银监会下发通知，禁止银行向未满18岁的学生发放信用卡，已满18岁的学生也要经由父母等第二还款来源方的书面同意后才能办理信用卡。此后，传统银行的信用卡部门便很难进入大学生金融借贷市场。“2009年到2014年，学生分期贷款市场一直处于未开发状态。”崔毅龙说，“那时也有一些小贷机构给学生提供消费贷款，但金额普遍不大，也没有实现全国化，都是一区一地的模式。”
乘“互联网+”之风，大学生信贷市场成了“香饽饽”，互联网巨头和创业公司都想分得一杯羹。深入研究了这个行业的模式和相关企业后，崔毅龙得出结论：消费产品的增加，学生消费的高冲动性，资金使用缺乏计划性，加上商家推出大量分期推广手段等种种因素相加，引爆了校园分期市场。
“在学生分期市场，卖得最好的就是苹果品牌的电子产品，除了本身有实用价值之外，苹果产品属于3C中的奢侈品，对于学生来说是身份的标志。一部6000元的iPhone 6，通过消费分期购买，每月支出500元就能用上。虽然接下来可能遭遇很多坑，但学生不会考虑那么多，他们太容易冲动。”崔毅龙分析，“如果市场上只有几家分期机构，大家可能还会相互约束。这类公司数量超过一定规模之后就会没有规则可言，会尽可能地压榨学生，这时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个市场非常容易在刺激之下起量，缺乏一个理性的瓶颈。”
看到这些弊端，经过认真思考，崔毅龙于2014年底决定退出学生分期市场，将先花花的模式定位于为生活在二、三线城市，毕业五年内的年轻人解决小额应急资金周转需求。
“二、三线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比一线城市低很多，一个月工资可能只有两三千块。但年轻人的消费水平并不低，朋友聚会、换手机、旅游等等，往往是花的没有挣的多，每个月总有一两周处于没钱花的状态。”崔毅龙说，“他们又不太好意思问家里人要，而且亲戚朋友也不会每次都能借钱给他们，因为这些年轻人的朋友自身可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恰恰可以满足这类应急资金的需求。”
（ 先花花团队 ）
探索中国式社交风控
目前，先花花审核用户信息全部在线上进行，一个用户在几分钟内便可得到审批结果。平台上每天有上万笔申请量，批贷率在10%左右。平台的平均用户复贷率是每年4～6次，借款金额从几百元至5000元不等。在利率方面，信用越好的用户贷款利率越低；根据业务不同，利率也会有所不同。
先花花的大量借款人是所谓“白户”，即没有征信记录，没有信贷历史，也没有资产可以用于评估。“我们面临的风险其实是两大块，第一是欺诈风险，这也是最大的风险。线上的便利与风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拿他的数据容易，他做假数据也很容易。现在在市场上非常容易买到全套的用户资料，怎么确定这就是他本人是个难点。”崔毅龙表示，“第二个风险是信用风险。我们提供的贷款额度，好处之一就是基本不用判断用户的还款能力问题，两三千块钱只要愿意还就一定能还上。而且我们的还款周期不超过30天，在这个时间段里，用户的还款意愿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当然，个别情况下也有被骗的时候。”
在风险控制方面，先花花采用了社交风控的方式，以用户社交关系为核心进行风险定价。“我们自建了一个模型，有点儿像传统消费金融中的联保互保模式。你来借款的时候，要有更多的人给你做一个认证关系，做相关的担保。”崔毅龙介绍。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首先通过一些反欺诈手段来判断他是不是‘坏人’，然后判断他身边的朋友，如果你的社交圈里有‘坏人’，而且跟你的关系很紧密，你是‘坏人’的比例就会高。同样，如果你的社交圈里面好人多，你是好人的概率就会高。”崔毅龙笑着说道。
这种模式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充分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崔毅龙解释说：“用户本身能带动新用户，他在我们这里办贷款的时候需要把他的朋友拉进来。这些借款者的朋友有很多也处于缺钱的状态，有借款需求。今天我帮你做了认证，做社交关系的担保，明天你就会帮我，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过程。”
对于逾期行为，先花花会将逾期信息公布在用户的熟人圈子里，同时降低其信用额度和服务优惠额度，甚至限制其使用某些服务。“做信用业务，必须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上，必须看得见，摸得着。光告诉借款者有多少信用分是没有价值的，而告诉他失信的后果会怎样，会如何直接影响他的生活，他就会有概念。有信用就能贷到更多的钱，可以提前享受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对他来说有价值。”崔毅龙说。
熟人关系的特点是有相互的道德约束，先花花在解决违约问题时利用到了这个特点，“如果你不还钱，你的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人可能因此借不到款。很少有人会因为一两千元欠款不惜弄得人人皆知，这很不值得。”崔毅龙介绍说，在小额贷款领域，将人的“面子”作为评分值，把无形的信用以有形的额度加以体现，是比较有效的策略。“如果是三五万元的大额贷款，我们就不敢用这样方式了。”
在崔毅龙看来，做风控本质上是给用户画像的过程，越了解用户就越能识别风险。传统风控更多是依赖信贷记录和资产状况来判断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而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更多是从一个人的行为数据出发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可信的人。
“手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有的时候人会下意识地把自己伪装成对方希望看到的那样，根据对象的不同去迎合他的需求，但很多手机操作是下意识进行的，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并成为我们能通过移动互联网捕捉到的信息。”崔毅龙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