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核心是金融转型
经济转型的核心是金融转型 更新时间：2010-12-24 7:41:10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一以贯之地实施着工业化战略和外延扩张型增长。该模式通过转移农业剩余产品实现了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通过廉价的金融资本和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两重的支撑。
但这一模式的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已日益显现：“三农”问题和贫富两极分化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制造业产能的过度扩张遭遇了资源环境的瓶颈；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面临发达国家需求的长期衰减；居民财富积累困难，隐含着未富先老的巨大社会风险。
这些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持续恶化又给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带来系统性风险。转型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核心任务。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金融转型。
经济转型对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
经济转型的一项内在要求是，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向国内消费需求。瑞士信贷关于全球消费增长的预测是，所有发达国家消费在全球的占比都将下降，而美国的消费占比将从2007年的30%下降到2020年的20%。相比较，中国的消费占比则将从5.3%增加到21%。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将这种消费增长潜力激发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动力。
未来国内的消费需求取决于中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其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趋势。中国的公共服务和个性化消费品的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政府正致力于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相比较，多样化、个性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助于增加低端消费需求，但是中高等收入阶层对个性化和人性化消费服务的需求却仍然受到供给能力不足和作为服务消费补足品的闲暇时间不足的限制。
这里需要的是生产体系的转换，即从大规模、标准化和相对简单的生产体系，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现代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平衡发展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这种生产体系的转换和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否从政府行政主导型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模式。由于资金是稀缺的社会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市场化就成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核心。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失衡与低效率特征
金融发展通常是规模扩张、结构多样化与效率提升的动态过程。但是中国金融发展呈现为结构失衡和低效率的状态，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首先，金融发展表现为结构失衡的数量扩张。例如，M2占GDP比例已从1979年的25%上升到2009年的181%。但是金融结构的改善十分有限。2000年非金融机构来自贷款、股票、国债和企业债的比重分别为76.3%、10.7%、12.6%和0.4%，2007年则是78.9%、13.1%、3.6%和4.4%。银行贷款的比重不减反增，而股票和债券融资的发展十分缓慢。政府过度的行政管制堵塞了金融创新空间，阻碍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给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同时也抑制了城乡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机会。
其次，金融运行仍处于低效率状态。以银行业为例，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从1995年7月的1.08%提高到2007年3月的3.6%。而用存贷款利差占贷款利率比例衡量的银行中介成本则从9%增加到56.3%。由于金融GDP相当于存贷款利差与信贷规模的乘积，利差越大，金融GDP越大，但它意味着银行体系运行效率越差，而不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比国际平均水平多2个百分点。2009年银行人民币贷款40万亿，利润8000亿，如果取消超常的2个百分点利差，整个银行业实际上处在零利润状态。
第三，总体上存在金融中介不足。金融中介不足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反常的国际资本循环。我们对中美双边投资收益率的研究成果表明，2009年中国对美投资总资产为16575亿美元，其中85.4%为债券，美国持有中国资产为2208亿美元，其中股票占29%，FDI占20%，其他债务51%。1999~2009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性净收益率为15%，加上资产升值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实际收益率为18%。美国的中国股票投资收益率为13%。相比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收益率仅为2.3%，股票投资实际收益率1.77%，中国投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的实际收益率为3.22%。显然中国的投资机会比美国多得多，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也比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率高得多，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高达1.4万亿美元的对美资本净输出呢？答案是，金融中介不足已经成为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有效投资的主要瓶颈！而金融中介不足又与民间有效率企业组织发育不良以及金融生态环境低劣有关。
第四，存在扭曲的二元金融结构。在具有抵押品的行业、国有垄断企业和短期投机领域出现流动性泛滥、投资过度、资产泡沫成灾的局面。在不具有抵押品的服务业领域、交易成本高的民营中小企业领域和未来不确定性大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创企业，则存在流动性不足，从而投资不足，发展严重受阻的问题。
金融深化受阻的原因在于金融业的国家垄断经营与过度的行政管制。目前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同业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因此金融业界可能很少有人赞同我关于金融业国家垄断经营的基本判断。
我的看法是，此种无序的同业竞争或同质竞争恰恰是国家垄断经营的表现或后果之一。其一，由于存在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方面的过度管制，金融机构无法实现差异化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同质化竞争。其二，在银行业存在利率管制和高达2个百分点利差补贴的背景下，银行获得的利差补贴与信贷规模成正比，因此各家银行对低风险客户的竞争一定是白热化的。这是银行信贷持续向国有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背景项目倾斜的重要原因。其三，地方国资控股的金融机构高管由地方政府任命，其短期政绩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非盈利指标挂钩，这使同业竞争陷入不计成本的无序状态。
国家垄断经营与过度的行政管制带来了众多不利的影响：第一，它使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都通过政府担保机制和银行总分行机制向国家转移。第二，政府行政干预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率。例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指出，中国以每万美元GDP计的高速公路里程已达1.4公里，是美国的2倍、欧盟的3倍、日本的8倍。高速公路的过度建设不仅大量占用农地减少农业产出，而且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度释放。第三，价格与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导致机会主义盛行。商业银行在高利差补贴政策的驱使下出现对房地产业、制造业和政府项目的过度放款。而股票发行审批制度在限制供给背景下使得发行市盈率过高，导致过度投机和市场的不可持续性。第四，利率管制带来的融资成本低门槛使利率对投资项目的筛选机制陷于瘫痪。最终结果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高风险，金融腐败，产业和经济结构扭曲及金融秩序的混乱。
金融转型的两个抓手：
放松管制与完善金融生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转型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金融转型要求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因此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就成为经济和金融转型的核心任务。
首先，需要放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改变金融业垄断经营与无序竞争并存的局面。一方面，需要引入高素质外资金融机构以放大其鲶鱼效应，而不是让它们作为战略投资者坐享金融垄断利润和存款人的利息补贴。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还需要加快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笔者建议试点大型国资金融机构分拆分子机构并实行民营化的改革。比如工农中建等大银行可试点向民营资本出售其部分支行，改制成单一社区银行，以满足服务业、中小企业和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大银行与出售后的社区银行具有天然的“母子”关系，可实现差异化发展和分工协作的代理行关系。国资背景金融机构可实施“内退外拓”的战略布局，通过回笼资本、换汇后投向亚洲和其他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跨国经营。“内退外拓”战略可实现回笼货币降低通货膨胀压力、降低外汇储备美元贬值风险、实现内部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优化，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微观支撑等多重目标。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这方面提两点建议：第一，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建设，健全地方政府信用制度。政府信誉是社会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帮助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用钱的关键时期筹集到巨额款项，完成重大使命。此外，犹如俗话所说的“上行下效”，政府信誉的确立也是建立民间长期市场信用的基础。例如英国早年凭借公债政策打赢与法国的七年战争，而法国则输在“信贷组织不善”。英国19世纪1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公债高达GDP比例200%以上，但这无损于政府信用，英国的长期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也在为政府债务融资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相比较，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有重要的筹资活动，但没有着力于发展规范有序的政府债券市场，确立政府的市场信誉，这不仅是政府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损失。
第三，国外有学者以边际消费倾向为依据对中国各省市进行分类，得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相当于22个国家的结论。因此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搞一刀切，在经济发达地区试点超出国家一般水平的和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建议借鉴和引入香港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首先在上海试点相对独立的金融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并通过上海相对独立的金融法庭跨地区受理金融违约案件，促进先进法律体系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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