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公司前CEO:美国应如何创造就业
英特尔公司前CEO:美国应如何创造就业 更新时间：2010-7-4 0:08:12 本期《商业周刊》封面文章发表了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葛洛夫对如何扩大美国就业的看法。他认为，美国需要以就业为中心的领导能力和行动计划。唯独以此做法方可扩大就业。
长年生活在旧金山的葛洛夫目睹了硅谷的兴旺。他对高科技业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感到骄傲和自豪。但近年经济衰退让当地颇为萧条，失业率超过全美9.7%的总平均水平。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性问题不简单的亚洲低成本，而是美国把信念错误地放在了新兴科技创业企业能为美国带来更多就业的能力上。
美国人热衷于在车库搞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期将此观念浓缩为"多开办创业企业，不要企业救援"。他的论据是，若不得不消亡的商品制造企业面临衰败，那就让它们消亡好了。华府若真想增加就业，就应支持创业企业。
然而，葛洛夫认为此观点大错特错。创业企业活动不坏，但它无法靠自身增加科技业就业。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发明完成后，科技创新从原型走向大规模生产的神奇时期。企业正是在此时会持续扩大经营规模。它们要制定产品式样细节，分析如何让新产品更具经济性，建造工厂设施，并大量雇用工人生产。创新走向批量化生产是件困难之事，但也是体现创新有意义的必要过程。但是批量化生产过程今天基本在美国已绝迹。
硅谷地区以往的批量化生产很有成效。创业者拿出创新成果，投资者拿出用于建设生产设施的大笔资金。若经营顺利，创业企业会很快上市，筹集用以继续发展的更多资金。英特尔就是典型例子。公司创办后就面临如何扩大芯片产量问题。公司必须建厂、雇工、对员工培训，以及与供应商建立业务关系等一系列工作。公司在创办3年后上市，自上市后的10年内，它在美国本土共雇佣了约1.3万员工。
总部位于硅谷的众多企业都经历了相同过程。尽管发展历程中有企业消亡，或被兼并，但每个生存下来的企业都为硅谷的复杂科技生态系统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随着美国人工成本和医疗保健开支不断上涨，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美国企业发现海外能更廉价地加工产品和承担工程。这样做让企业的利润率增加，令管理层和股东高兴。企业还能保持利润丰厚的持续增长。但就业情形就此出现问题。
全美当今从事电脑生产的员工约16.6万，比1975年首次出现个人电脑时的就业人数还少。同期，亚洲电脑生产业已很有效地形成，行业内各类人员约150万。其中最大企业当属台湾的富士康。该公司为戴尔、苹果、惠普、诺基亚、微软、英特尔等众多企业加工和生产产品。它去年的销售额达620亿美元，远超苹果、微软、戴尔、英特尔。公司在亚洲的员工超过80万，比苹果、戴尔、微软、惠普、英特尔和索尼这6家公司全球用工总人数还多。
有人对输出低附加值工作不屑一顾。然而，人们应注意的问题是，若美国仅由从事高附加值工作的高收入人群构成，那麽如此结构的社会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大规模失业又该如何解决。
在硅谷形成的早期阶段，投入到企业的资金大幅增加，但带来的就业却很少，即美国在创造就业上变得相当低效。美国人可能对不断恶化的低效率毫无意识，因美国数十年来创造的就业已很可观。由此掩盖了美国需要花费越来越多资金来创造每一个就业岗位的事实。以前犯下的悲剧性错误是错过了尽早和果断采取行动来矫正这个趋势。
人们可以简单方式估算美企业就业成本效益。首先考虑企业IPO期间吸引的投资外加创业时的最初投资，然后以留在该企业工作10年的员工人数作为分母除一下。对英特尔而言，这一算法得到的每个工作岗位就业成本效益为650美元，经通胀调节后为3600美元。而同期另一家半导体企业，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效果更佳，为2000美元。以此简单方法对硅谷每家企业进行估算后可了解到，创造美国人就业的成本从硅谷早期的数千美元涨到了今天的数十万美元。原因很简单，因为企业雇用更少的员工工作，而把更多工作转向了海外，通常是亚洲。
更大风险不只是来自就业出口。一些科技创新型企业不仅把批量化商业生产放在海外，而且把创新工作也置于海外。
例如，先进电池开发生产。它研发代价颇高，且人们最终要看到大规模生产的电动汽车会使用这类锂离子电池。锂电池对电动车的重要性如同微处理器对运算的重要性一样，但美国占全球锂电池生产的份额少的可怜。
新兴产业需要有一个能聚集高科技技术诀窍，不断累积经验，供应与消费间有更密切关系的有效生态系统。因30年前就停止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美国已丧失了电池研发生产的重要地位。未能介入电池最初研发的美国企业，也难以参与后面的其他过程。它们在技术上能否追上海外电池制造商令人怀疑。
企业转入批量化生产过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且此时投资远大于创新阶段。所需资金还需在尚不清楚市场效果究竟会怎样之前就需预先承诺下来。此过程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胆识。
葛洛夫在此并不想指责美国企业界忘却了转入批量化生产过程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存在着低估制造加工活动价值的思潮。只要美国内仍存在着所谓的知识性工作说法，那麽企业加工层面的工作就会被视为无足轻重。甚至有学界精英也持相同错误观点。
葛洛夫认为，如此观念带来的不仅是就业损失，更重要的是中断了科技进化过程中重要的经验关联性。如同锂电池一例，放弃今天的批量化生产过程会让美国企业与未来新兴产业隔绝。
市场经济好于计划经济的事实已在近两代人身上深刻体现，但前者仍有不断完善的空间。一些亚洲国家在前数十年间的表现让美国有需要完善自身体制的紧迫感。这些国家了解创造就业必须是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政府为此在优先考虑和调配各种社会力量上起着战略性作用。由伦敦经济学院Robert Wade完成的对东亚工业发展的详细调研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脱离了70-80年代糟糕经济形势主要得益于政府有效介入了加工制造业的增长。
如中国政府在1980-1990年代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金字系列工程"。政府意识到用于交易、通信和协作方面，并能带来就业的电子网络的重要性。这些工程资金来源有优先权。工程此后也为整个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亚洲的经验转变为美国的明确行动。美国从长期看需要一个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以就业为中心的政治领导层来指引各种增加就业的计划和行动。美国不能指望别人为自己的将来付出努力。若仍想在经济上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就要改变自己，必须认真面对迫在眉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