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峰会周其仁-城乡中国：流动、集聚与经济增长
诺奖峰会周其仁-城乡中国：流动、集聚与经济增长 MBAChina 2013年最具开创性的学术巅峰对话在各方热切关注中开启大幕。3月18日，由来自中美两国的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三大学术机构联手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峰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做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这个题目比较长，但是讲的就是城市化，为什么要用一个比较长的题目讲城市化呢？我希望在发言里做一点说明，过去三十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流动过程，如果说中央计划体制，基本是以人口经济要素限制流动为特征，那么改革以后，流动就起来了。这个流动现在带来一个问题，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像春节，中国人过春节会有几十亿人口在路上，将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的看法是往将来走，流动的资源和人口会完成一个集聚的过程，会相对稳定到某些空间，区位上来，可能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
这是世界银行画的两张图，左边这个图就是中国人口流动，右边这个图应该是巴西的人口流动，也就是说整个过去二十年，全球和中国人口流动都加速了，这可能是全球化相联系的特征，这个图看上去就跟我们过去看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一样，当然淮海战役也就是几十几百万人，这个是上亿人口。
那么什么是归属？看起来它会聚到一些地方去，从国际经验来看，它可能越是离开传统的农业，越是发展到现代的工业商业，资源和人口在空间上相对就会更加集中。比如世界半数以上的生产活动目前看已经集中在1.5%的陆地地区。像我们亚洲人口多，国土面积小，山地国家，像日本的聚集程度就更夸张一些，像大东京地区占日本国土面积只有4%，但是差不多有全日本25%的人口，和3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他的三大都市圈，差不多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70%就在这三个圈里面。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也开始表露出来，在有些国家甚至更加夸张。后面我会讲到城市偏向，有一些公共服务，福利偏向于城市，特别是首都，所以那里就会吸引更多人口去。无论怎么样，这个较大的生产总量集聚到较小的国土面积上，这可能是现代化发展空间分布的趋势。
这是GDP投影到地图上看到的情况，日本就是三个包，最大就是东京，然后是大阪，然后中间的名古屋，其他地方都是绿的，也就是人口密度相对低，经济密度也相对低。美国是非常大的大陆国家，它看起来跟日本有些不同，但是美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的GDP，也就是在十来个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也积聚了大部分人口。如果看中国的地图，跟这个图比起来就非常分散，不要说大东京20%的人口40%的GDP，我们就是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加一起也就是20%、30%的GDP，人口就更不要谈了。我们这个空中特征是非常散的，城不像城，乡不像乡，我们任何都市你坐车出去看，建筑工厂到处都有，国土面积我们还是比较发散。
这里面所谓城市化最早就是人口分布的特征，人口学家最早发现这个事情，17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口学家就发现伦敦好多人死在伦敦并不生在伦敦，小地方的人生在这里但是走了，大地方的是死在这里，但并不是这里的人。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趋势，所谓现代化就是很多人死在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人口发生了移动。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过程呢？看起来一个条件就是经济自由，你要让人可以跑，如果不准人跑，是宗法的，血缘的，地缘的身份制度，如果一出去要检查，有人为的壁垒就做不到。像英国1800年，2500人以上的城镇就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蛮高的城市化。为什么高呢？其实跟较早的经济自由是有关系的。他一般是长子继承，有一块地，好几个儿子，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其他儿子就要走，这就变成自由民，这些人到哪里去？就聚到一些地方搞工业搞商业，这也是城镇的由来。所以城镇今天转成市民，市民不是国家给你发一个社保就是市民，市民有很高的流动性，自主性，很多城镇是管理自治的，是自成一体的，是封建架构当中冒出来一个新的代表自由组织的东西。
中国城镇化也是这样，我们城镇化曾经有倒退的迹象，就是79年的时候，我们50年代允许农民进城，但是58年大跃进之后中国就搞了城乡之间的隔离，户籍，粮食，就业，有一系列差别，而且这个差别不是经济技术原因，就是制度原因，生在农村的人只有很少几条路可以跳出农村，多数农民就是生在哪里就在哪里工作，不可能对外面经济机会做出反应。改革开放以后把这个东西做了重大突破，允许人流动，允许劳动力流动。然后中国的指数，从19%的城镇化率，到去年会有51%左右的城镇化率。拿中国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个增长度是蛮高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自由，当然不光是劳动力流动，还有企业创业的自由，还有人们职业的自由，哪里机会好我可以到哪里应聘，我可以把公司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放在那个地方，另外非常重要要有交易的自由。我八十年代参加过农村改革，很多人口粮问题都解决不了，他的粮食在乡下，城里没有供应他的。所以当时中央有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城市经商务工，然后就把重重的壁垒打开一个口子。所以经济自由跟城市化之间是有重要的内在联系的，没有经济自由，没有法律保障的经济自由，这个城市化是很难发展的。
允许人流动，为什么就往城市流动呢？为什么不倒过来呢？自由了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啊？但是统计上看进到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这是什么道理？首先我们说城市定义很复杂，各国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共同的内涵，就是聚积，空间上，人口，经济能量聚积过一个临界点，这个各个地方不同，可能每平方公里两千人、五千人或者一万人，标准不同，但是总是过一个临界点以后，我们习惯上或者建制上把它叫做城市。这个密度提高就带来很多问题，现在我们城里生活的居民都有很多抱怨，拥挤，生活成本昂贵，空气成本很差，但是很有意思，抱怨归抱怨，行为上他不走，这个抱怨是要求你改善城市，而不是他离开城市。我下过乡的，下乡的地方空气很好，但是都不去，也包括我。大家都说北京空气不好，他意思不是说那下乡去吧，不去，意思是把空气质量改善。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聚在一起到底有什么好处？答案就是集聚密度就是提高收入，或者说提高净收入，把成本扣掉以后，净的收入还是要高。这个道理很多条，第一条就是亚当斯密的，聚到一起分工细化收入就高了，比如早餐，农村是没有早餐的，你到小城市就开始有了，而到大城市，早餐业非常发达。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这大概是集聚带来第一条明显的好处。
第二条，单位土地面积上更多人，更多经济活动在一起，信息成本很低。一个进步，一个新花样，很快就传遍了。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关注了交易费用可以降低，因为人的来往频率非常高，所有的活动，和维持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制度成本可以下降。
第三条，人聚到一起要投资，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高密度的城市体，实际上可以节约基本建设的投资。
最后一条大概最重要，就是知识驱动经济增长，要靠科技进步驱动经济增长。那我们要研究科技怎么产生的，知识怎么产生的。看起来这个事情跟城市有关。你看人类从经验变成经验科学，完成个科学革命，很大程度就是实验室，很大程度就是理论丰富起来了，什么情况下这种想法会激发出来？现在看来跟人口集聚是有关系的，人口集聚才可以把多样性发生在一起，一个脑袋想法刺激另外一个脑袋，而且这个互相刺激要快速反馈，不能说一个想法半天没有人想，一年半年才有人回应。你看学术中心，研究中心，有很多头脑集中在一起，这些头脑要互相激发，形成想法，才形成创新的源泉。这大概都是经济自由的好处。所以人往高处走，凑到一起以后这些好处才可以发挥，所以我们流动人口在自发的活动当中知道，他跑来跑去知道有些地方收入高，他就愿意去，而这个收入高的地方，吸引人去的地方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叫它城市。
从统计看，城市化率跟79年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从不到19%涨到了52%，三十年时间，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但是从绝对水平看。51%，52%，也就是美国二十年代的水平，日本五十年代中的水平。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数据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因为补充的一条，因为人均所得其实也是世界平均水平，根据黄有光先生讲的计算可能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有一条是有潜力的，我们城市化率不高，我们工业化率很高，工业化率是指GDP中工业化占的比重，中国2012年城市化是50%以上，工业化率差不多47%，我们有一个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产业重组的机会，看起来我们是发散的，到处都上工业项目，但是工业项目与工业项目之间的集聚度不够，所以相应的服务业，在整个大的环境当中就少。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里面是将来中国现实的潜力，如果说城市化率低，工业化率也低，那是很多发展国家的正常状态，中国不同，中国是工业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不够，很多资源进入工业，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集聚人口到一起，还会带来很多挑战。
第一个挑战，我们现在劳动力流动非常自由，但是相应的权利和福利分配跟不上来。你比如说户籍，你比如说土地，你比如说我们从社会应该得到的保障，包括医疗社会，医疗和养老，这个是非常支离破碎的，非常地域化的，安徽某个县的农民的有关福利，第一水平很低，第二当地财政保障他，他一流动这个保障就要打很大的折扣。四川农民到深圳打工，看病的医疗费要年底才可以拿回去报，报的水平是四川的水平。所以劳动力流动相对充分，但是一个劳动力要变成生产力，不是自己身体过去就行了，还有相应东西跟他配套，他出来以后老家房子也闲着，土地也闲着，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换成现金，这个东西我们都不匹配。
第二个挑战，大量移民，怎么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投资，这个挑战非常大。
第三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现实当中已经看到有毛病，我们城市化是在较大国土范围内完成的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优化，但是我们又是行政隔开的体制，因为我们财政到今天还是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本位的体制，所以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县，甚至一个镇的范围内搞区划优化，那这种优化，每个县城都在建城镇，每个省城都在建，这种模式跟人口到哪里去可能不匹配，一些地方是大量经济项目要去做，但是他也是这个级别的城市，发展不够快。这个问题不解决，地方财务风险，投资效率的风险可能就逐渐累积起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悠久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有叶子晒太阳就有收成，我们对于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的集聚和集中，无论观念，专业知识，人才都严重不足。所以一方面城市化要大力发展，第二所有城市都面临管理的挑战。这些问题都是未来要面对的。
刚才黄有光教授讲到后发优势，同时也是他的一个同事叫杨小凯，他当时提出一个后发劣势，就是我把前面看清楚了，看清楚政府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市场作用就减弱了，但是这种命令下的模式在现代化当中会出现问题，城市化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发达国家都是七八十，有些国家已经靠近九十，我们通过造车，通过人为努力，通过规划，通过地图上画城市，就可以把城市建设好。我们忽略了，无论把国家政策看的多清楚，你还有你自己的设计，还有当代技术变化，环境变化，观念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看的明白。所以政府的主动作用，和自发的社会运动，市场活动，按照相对价格这个信号配置资源，可能在追赶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写了文章，就是这一波城市化的热潮，要注意吸收国家工业化的教训。当年为了炼钢多着急啊，下了命令就意味中国钢铁产业会起来，最后遭受到巨大的挫折。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城镇化在未来二三十年是有巨大的机会。同时要看到这里面潜伏的挑战，真正要把风险和机会处理妥当，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尤其空间支援配置方面要有好的体制，这里面有大量的问题我们都会跟着发展做研究，我的发言就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