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十四五应对老龄化的最后时间窗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第一次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表示，由于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成效具有重要影响，人口均衡发展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保障。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蔡昉看来，“十四五”时期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我国发展有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风险挑战，存在于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增长速度合理区间、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居民消费潜力、涉老产业发展等与人口均衡状况相关的领域。
蔡昉认为，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特点，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都可以统一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战略框架之中。
提前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
《瞭望》：如何认识“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蔡昉：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延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递减的趋势，甚至有可能提前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这一趋势将带来一系列严峻且影响长远的挑战。
首先，我国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皆呈现不可逆的趋势。每次人口普查之后，都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也就是说每个妇女平均的终生生育孩子数。总和生育率低于2.1，意味着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进入人口负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生育率降到了2.1这一更替水平之下，就是说我国低生育水平处在更替水平之下已近30年了。随着人口寿命增长，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将导致老龄化迅速提升，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增长将逐年减速，人口总量向峰值趋近，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在这一时期显现。
其次，由于我国生育率下降快、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重要国情。一方面，人口转变、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政策影响。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随之加快，同时生育政策也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最大挑战是人均养老资源不足。即使在发达国家，深度老龄化也会造成养老负担过重的情况，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日本为9.4%，意大利为16.2%，法国为13.9%，降低替代率成为弥补养老金缺口不可回避的选项。2019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虽只有5.3%，但由于未来老龄化速度将显著快于上述国家，养老金支出压力必然加大。
我国总人口到达峰值，然后进入负增长，这一转折点大概率会发生在2025年。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了解不同发展阶段中人口特征的变化，把握人口老龄化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需要注意：
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发生，在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开始出现负增长。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资本和机器替代劳动速度过快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都将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
第二个转折点大概率发生在2025年，即总人口到达峰值后进入负增长。这一转折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果说2010年的第一个转折点对供给侧产生影响，那么第二个转折点的影响则将更多表现在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后，投资增速也随之下降，此时就特别需要以消费需求补上投资需求的降低。而消费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要关注人口特征的变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防止出现产生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的现象。
“三大递减”现象更加突出
《瞭望》：基于国情实际，如何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蔡昉：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有可能出现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能力递减等现象，影响经济增长和养老能力。这是老龄化社会的规律性现象，可将其称之为老龄社会的三条“递减曲线”。结合中国国情来看，这三条曲线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一个递减的曲线是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是指16~65岁或者15~59岁或者16岁以上人口。
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有什么特点呢？从我国的情况来看，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概在50%~60%之间。然而，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较大，形成了倒U字形曲线。其中，30~50岁之间是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时候；50岁后劳动参与率便迅速下降，55岁降至平均水平，且由此呈现直线下降。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时间点也将更早来临。
第二个递减的曲线是人力资本的递减。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存在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年龄之间的相关性，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程度趋于降低。这是一个阶段性现象。
当老龄化开始，新增劳动力逐步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就会随之放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4岁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最高值之后，年龄每增加一岁，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会有所下降。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可能因教育程度不符合岗位要求，就业难度随之增加。
第三个递减曲线是消费能力递减。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可将居民家庭分为老年型和年轻型。年轻型家庭的消费特点是，与就业相关的消费类别占比较高；而老年型家庭在这方面大幅低于年轻型家庭。同时，与教育相关的消费，老年型家庭更显著低于年轻型家庭。老年型家庭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方面。总的来看，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比较低，有其与年龄相关的特殊性。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从三条“递减曲线”入手，设法阻断或减缓曲线的递减程度，以此缓解老龄化的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时间窗口。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逐渐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但这一阶段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由于年龄结构变化的历史因素，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在“十四五”期间会出现短暂放缓。因此，养老资源需求特别是护理需求的压力还不是非常突出，给我们留出了制度建设和资源调动的时间窗口。
但同时，这个“暂停”十分短暂。70岁及以上人口占60岁及以上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2020年为39.9%，2025年预计达44.3%，随后一段时间的提高速度相对平缓，而到2040年则将大幅度提高到55.2%。
因此，必须珍惜并利用好“十四五”这个时间窗口，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做足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
从供给侧来说，老年人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劳动者，他们的人力资本、经验、技能仍有优势，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
从需求侧看，老年人群体是中国超大规模消费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把老年人群体的供给侧生产能力以及需求侧消费能力充分挖掘出来，有利于将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转化为机遇。
▲3月24日，济南英雄山公园，62岁的健身爱好者刘刚在练习石锁朱峥摄把握“十四五”窗口期关键之策
《瞭望》：珍惜并利用好“十四五”这一重要窗口期，应做好哪些应对准备？
蔡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生育政策、退休制度、教育和培训体系、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收入分配格局、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等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与之相联的改革和发展任务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协同推进。
首先，按照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减缓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按照一般规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争取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仍可产生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效果。因此，“十四五”期间将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其次，从设计养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强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路线图。养老金支付方式的设计重在增强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和延迟退休的有利性，加强在职培训着眼于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在从这两个方面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的前提下，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就更加人性化，最大限度达到政策意图和个人意愿的激励相容。
再次，建立健全尊老敬老事业、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调动全社会资源和积极性，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特定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以往所实施相关政策和发展路径的结果，有助于应对老龄化事业和产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需要政府提供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同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应主动立足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相关涉老产业的发展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新经济增长点，应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领域。
最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应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和加深的因素，做到供给的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给付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应在缴费的基础上，开辟更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保持养老基金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资产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水平，确保在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情况下养老金可持续支付。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护。加强执法力度，消除就业市场年龄歧视，提高有能力、有意愿工作的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