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之音，经历了从“惑”到“不惑”的考验，而“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也成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与最强音。40年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一个富足家庭的梦想，如今铺天盖地的家用智能电器早已充斥各个普通家庭的角落。除却赞叹40年来的经济长足发展，我们更应该回顾电力的“大跃进”、大发展。过去40年，中国能源究竟经历了什么――
1978年，人们只知道火电和水电，在我国电源结构中，分别占比69.7%和30.3%；今天，我国能源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新能源发电投资占比显著提高，太阳能、风电、核电发电投资比重分别为9.8%、23.5%、15.7%，排名世界前列。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今天，中国有120家企业位列世界500强，其中能源企业占据27个席位，国家电网公司连续3年位居第二，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分列第三和第四。
4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回溯这段征程，这个问题在“十三五”的今天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答。
“能源生产结构更多元、更合理，能源消费更清洁、更集约，国家能源政策的连续性和因地制宜的能源结构转型功不可没。”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分析认为，为了继续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要充分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走过了一段弯路。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要素，改变以计划统领协调的经济政策，制度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能源行业一直处于改革的先锋，也是深化改革的重地。
“在市场经济确立初期，煤炭行业率先试水市场化改革。”中国宏观院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肖新建说，为了缓解国内煤炭供应不足的矛盾，我国煤炭工业调整发展思路，采取有水快流、大中小煤矿并举的发展方针。对统配煤矿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企业自主经营权逐步扩大，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逐渐形成，各类煤炭企业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为全面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全面开放的新世纪，油气行业开启全球化之路。里程碑事件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三大公司重组改制，并相继在海外成功上市。这标志着中国油气行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石化工业对外开放进入产权融合的新时期。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电力行业迈入第三轮体制改革。确立了以“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体制框架，涉及电价改革、电网独立、放开市场等一系列核心环节。截至目前，分三批推进了32处输配电价试点改革；组建了以国家电网公司为基础的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以南方电网公司为基础的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各省也组建了电力交易机构；同时，放开了配售电业务；电力体制改革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的制度创新，才得以让能源行业不停被重新设计，让广大能源企业的活力得以充分释放，从而带来我国能源生产的大发展。
随着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能源生产由弱到强，实现大发展。197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仅为6.3亿吨标准煤，2017年则达到35.9亿吨标准煤，比1978年增长4.7倍，年均增长4.6%。还有一组数据，2017年，原油产量1.9亿吨，比1978年增长0.8倍；天然气产量1480亿立方米，增长9.4倍，年均增长6.5%；一次电力产量1.8万亿千瓦时，增长30.5倍，年均增长9.8%。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它反映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改革开放至新世纪，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0.4――0.6区间波动。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能源消费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2003年、2004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超过1.5，表明该时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强支撑作用。“十一五”以来，我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促进能源结构优化调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逐渐降低。“十一五”时期平均为0.59，“十二五”时期平均为0.45，“十三五”前两年仅为0.3。这表明我国能源消费总体进入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也开始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能源结构转型波澜壮阔
纵观40年来的能耗变革，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能源发展也步入了新阶段。“十一五”以来，单位GDP能耗指标连续被纳入我国“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017年比1978年累计降低77.2%，年均下降3.7%，比2012年累计降低20.9%，年均下降4.6%，比1979-2012年的年均降幅高1.0个百分点，5年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10.3亿吨标准煤。
与此同时，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巨大变化，即化石能源消费的整体下降，清洁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其中，煤炭由1978年的70.7%下降到2017年的60.4%，下降10.3个百分点；石油由1978年的22.7%下降到2017年的18.8%，下降3.9个百分点；天然气由1978年的3.2%提高到2017年的7.0%，其他清洁能源由1978年的3.4%提高到2017年的13.8%。
特别是波澜壮阔的“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大力推行，2017年我国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这意味着，前两年全国退出煤炭、钢铁产能已分别超过4.4亿吨和1.15亿吨，接近“十三五”目标上限，全国煤矿数量将从2015年的1.08万处进一步减少到7000处左右。2016年，我国提出的用3――5年时间，煤炭产能再退出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的任务，有望在2018年基本完成或提前完成。
近年来，从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进联合国，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绿色发展举措正在全国落地生根。
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2012――2015年，国家在电力、煤炭、炼铁、炼钢等16个行业大力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共淘汰电力产能2108万千瓦，煤炭5.2亿吨，炼铁5897万吨，炼钢6640万吨，水泥5亿吨，平板玻璃1.4亿重量箱，焦炭7694万吨，铁合金925万吨，电石454万吨，电解铝141万吨，铜冶炼246万吨，铅冶炼315万吨，造纸2602万吨，切实促进了节能降耗不断取得新成效。
走向清洁能源之路
中国能源发展的历史波澜壮阔，从缺油少气到能源消费居世界前列，短短40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随着经济新时代的到来，能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新能源发展恰逢其时。
“中国可再生能源事业是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发展逐步成长壮大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谢长军表示，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风电、光伏主要是解决海岛和偏远农村居民的用电问题，没有产业化。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开展风电并网示范研究，开启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化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国家在体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如国家能源局专门成立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众多相关法律和政策，包括总量目标、强制上网、分类补贴、专项资金保障等制度，以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可再生能源产业从无人问津，到形成了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资料显示，1982年，我国将新能源技术开发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第一次将新能源纳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1993年原电力部在汕头召开风电工作会议，提出风电产业化及风电场建设前期工作规范化。1995年原国家科委、计委和经贸委共同制订《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1996-2010）》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项目”，指导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增长了1.4倍、4倍和168倍，直接带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了2.6个百分点。
不过，煤炭就此退出舞台吗？答案又是否定的。许多能源学者都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前乃至一段时期内，中国煤电将持续扮演电力系统主力军的重要角色，这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及历史的需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再生能源的总量上还难以替代当前火电的主要供能地位，清洁化利用传统能源值得重点关注。“更少的煤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全面‘去煤化’。”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如是表示，我国能源禀赋不够，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绿色低碳的战略方向，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开源节流，打造煤炭工业升级版。